“我们为病毒大流行准备了多年，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将会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个是抗击病毒大流行，一个是反对虚假信息、仇恨和恐惧。
——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卡尔·伯格斯托姆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让整个世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国在经历了数月的奋战后终于走过疫情的“至暗时刻”，而海外的形势却仍不乐观。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便捷性、多样性不断增强，公众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纷繁复杂的信息。而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由于其高度的突发性、时效性和重要性，使得人们对与其相关的信息更加关注和重视。然而，各种虚假、片面、错误信息的不断涌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误导了人们的行为，在给人们带来困扰的同时也扰乱了疫情的防控工作。
“信息疫情”感染互联网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冠疫情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西尔维·布莱恩德(Sylvie Briand)博士提出“信息疫情”（infodemic）一词。“infodemic”，即information＋epidemic，“信息疫情”是指过多的信息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与可靠的指导。鱼龙混杂的信息中有真有假，人们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难于辨别真伪，甚至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应对，对人们的健康和整个社会产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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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路透社研究所(Oxford’s Reuters Institute)近期对225条关于新冠病毒的虚假或误导性声明的传播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88%的声明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而电视上的比例为9%，新闻媒体的比例为8%。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慌、不法分子的有意而为导致了激进的阴谋论、种族指控、虚假治疗方法等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如野火般蔓延……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情报官员和外交官称，俄罗斯抓住新冠疫情这个机会，通过注册虚假社交媒体账号开展虚假信息宣传，广泛传播阴谋论，试图让人怀疑美国的危机处理方式。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称，位于英格兰伯明翰史帕克丘地区一座5G信号基站被人为纵火，而原因仅仅是因为一段“5G会传播新冠病毒”的视频在某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
《纽约时报》报道，新冠疫情令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加上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中国疫情较严重时，海外华人受歧视、被侮辱的事件频发。在加利福利亚圣费尔南多山谷，一名16岁的亚裔男孩在学校遭到攻击，欺凌他的人指责他有新冠病毒；在纽约市，一名戴口罩的华人女性在曼哈顿的一个地铁站被拳打脚踢……而当中国疫情趋于缓和，境外输入成为焦点时，社交媒体上“祖国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快”、“警惕海外来的洋垃圾”等言论也比比皆是。
此外，疫情期间，各种“特效药”言论也不断浮出水面，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称治疗新冠肺炎可以多吃大蒜、喝藿香正气水；常抽烟的人不易得病；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引起全民抢购热潮，甚至导致双黄连一度脱销……当前，美国疫情愈发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Twitter上发布推文推荐公众使用“羟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使得许多美国民众争相购买，但有专家表示，从临床来看此药物确有一定效果，但当前数据不足以得出其为“神药”的结论，用药仍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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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偏向”心理为虚假信息“增加热度”
在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的节点，信息内容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在生产上也由专业生产（PGC）为主转变为以用户生产（UGC）为主。新冠肺炎疫情是关乎每个人生命安全的重大事件，当人们看到一些重要的新闻时经常会随手在社交平台上转发给亲友，信息得以快速传播。
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部分公众没有足够专业的科学素养，对信息的真伪无法进行鉴别，使得许多虚假信息广泛传播开来。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做“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是指人们对于负性信息的注意和加工速度快于对其他信息的加工。自疫情爆发以来，许多虚假信息往往都是不利于现实的负面信息，人们对这些信息的广泛关注和转发进一步促进了谣言的传播。此外，确诊病例的不断增加、医护人员的牺牲、许多家庭的破碎、大量人员失业等新闻信息也加重了公众的焦虑、难过和不安，虚假信息常常借此机会“混入其中”，频频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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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与“信息偏食”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概念最早由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提出，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拿“微博”举例，坐拥大量粉丝的博主在信息的传播中充当着“意见领袖”的作用，粉丝对这些博主的认可增强了其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粉丝们很有可能不经证实和思索便转发了信息。由此一来，很容易导致网民内部分离为大量的小集团，人们只选择与自己想法相似或有共同点的集团,形成一个个小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和回音室，在其中人们只倾听自己所选择的东西和愉悦自身的信息,很容易制造偏激的错误、过度的自信和没道理的极端主义。
传播学中的“选择性接触假说”（hypothe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也认为，受众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时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而是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而对与此对立或冲突的内容有一种回避的倾向。此外，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越关注某一方面的信息，算法便越会筛选出与此相关的信息推送给受众，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受众的“信息偏食”(partial information)现象，从而使其陷入“信息茧房”中，无意识中缩窄了眼界、框定了认知，同时也是使得虚假信息久久无法根除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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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加强虚假信息传播效果
2019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沟通更为便捷，通过社交媒体就可以获取各种信息，交流观点和看法。互联网媒介在影响人们认知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曾提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概念，即信息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各种社交媒体的互动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认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其中虚假信息耸人听闻和制造恐慌的特点让公众为现实社会感到不安，从而导致错误的行为策略，给社会造成混乱，影响社会有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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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虚假信息需从根源处入手
我国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也一直积极致力于消除谣言、净化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中国”及时推送疫情防治政策信息和科普知识，连续发布相关科普知识，帮助公众正确认识疫情发展态势、掌握疫情防控知识。还有一些例如“回形针PaperClip”这样的泛科普视频自媒体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等视频，直观明了、通俗易懂地为公众填补信息空白，缓解了恐慌心理，也阻止了不实谣言的传播。
目前，海外疫情形势不断严峻，人们不再以“戴口罩”为耻，而是已经广泛认识和关注到控制“信息疫情”的重要性，都在以各种方式尽全力消灭谣言，遏制虚假信息的产生。
美国硅谷正施行积极的干预措施，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网站上，预先设定好其搜索结果的内容，敦促用户直接访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或者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的网站，而不是查看带有#新冠病毒#标签的表情包和图片。Facebook也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信息中心”来整理信息和发布官方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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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持续流动只有在信息准确性基础上才能达到良好效果。虽然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为大多数人提供了获取相关信息以做出及时应对来保护自己免受危害的途径，但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些媒介同样也是可能散布有害内容和将人们置于危险境地的工具。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每个公民也应该提高个人媒介素养，积极学习相关知识，了解权威平台发布的信息，未经核实的信息不随意转发，不做虚假信息和伪科学知识传播的“帮凶”，相关机构或者部门也应该做好及时辟谣的工作，惩治谣言传播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中国网信网
[2]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疫情”[EB/OL].人民网
[3]如何用灯塔效应化解信息疫情[EB/OL].环球网
[4]聂云霞,肖坤,何金梅.“信息疫情”之下的公众信息素养培育路径探索[J].山西档案.2020(02).
[5]曾祥敏,周杉.全媒体语境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路径探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J].当代电视.2020(04).
[6] Lazarsfield P, et al. The people’s choic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7] 林群,理性面对传播的“微时代”[J].青年记者.201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