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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

来源：泰然健康网时间：2024年12月15日 11:04

性别是指任何社会认为适合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以及非二元身份者的社会结构角色、行为、活动、属性和机会。性别也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可以反映这些关系中的权力分配。性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当个人或群体与既定的性别规范（包括男性或女性的概念）、角色、责任或关系不相适应时，他们往往会遇到耻辱、歧视性做法或社会排斥。所有这些都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性别与生物自然性别相互作用，但却与之不同。健康问题性别决定因素是指那些可加大对健康风险的暴露几率和脆弱性并促使人们寻求保护的规范、期望和社会角色，后者决定了健康促进和求医行为以及基于性别的卫生系统应对方法。这些都是健康不公平问题最为重要的社会决定因素[1]。

1997年6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给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主流化下了定义，其内容如下：

“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

当男女有一方处在极其不利的位置时，主流化就会成为有性别区分的活动和平等权利行动。有性别区分的干预对象可以全部是女性，或男女都有，或全部是男性，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发展活动，并从中获益。这只是必要的临时措施，来消除过去性别歧视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核心

社会性别(Gender)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权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它区别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指的是以社会性的方式构建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人类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实质和根源，认为: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如男高女低、男优女劣)、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等等，更主要的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又反过来通过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巩固，在国家参与运作下被规范化、制度化、体制化、两极化(男女二元对立)、社会期待模式化。

基本手段

社会性别是维持性别歧视的基本手段，应当而且也可以被改变甚至被清除。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女性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因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原因包括历史的惯性、封建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家庭的差别对待、社会的偏见与歧视、特别是体制的障碍等等。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就业竞争中，女性的生育价值即人类自身生产价值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补偿是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直接原因。认为“谈恋爱、生孩子会影响工作，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是一些用人单位对应聘女生说“不”的主要理由。除了传统的性别歧视外，从市场自利的角度来看，经济上雇佣成本过高是更深层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生理和性别分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原因，企业所需负担的女性就业成本一般比男性更高，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找女性。

从生理或心理上，性别可划分为基因性别、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生殖器性别和心理性别，加上这里的社会属性就是“人类的六种性别”一般这六种属性或全为男，或全为女，是一致的。

社会性别首先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Gagle Rubin ）在 1976年提出的，这对西方的妇女研究有重大的促进和发展。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是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男（ male）女（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其三，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　　

对于社会性别提出反思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现代女学主义者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问题。首先，后现代女学主义者主张以权力（ power ）取代社会性别（gender），因为，权力的概念涉及广泛，包括多种不同的因素，而且超脱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男女的局限。新词汇对抗（resist）、权力（power ）成为女学理论中的新视角。其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模式，批判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binary opposition ）。强调多元论和不同性，以批判以往的共同性的社会性别，成了后现代女学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并将以此作为提高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这一概念强调，我们必须确保两性平等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首要目标。

主流化并非是在现存的行动中加入“妇女成分”或“两性平等成分”，也非仅限于提高妇女的参与度。它的意思是把男女双方的经验、知识和利益应用于发展议程。

这个概念还有一层含义，即明确认识上述议程变化必要性。它可能要求在目标、策略和行动上做出变化，使男女都能参与并影响到发展过程，获取利益。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目标是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和体制结构，使之对男女双方都平等和公正。

主流化的基本原则

根据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司长卡罗琳·汉南女士的表述，整个联合国系统都有责任实行主流化策略，并且还是各机构的最高责任。其它原则有：

需要为监督过程建立充分的责任体系

一切工作部门的事宜和问题首先应该是寻找出性别差异

不应在做出这种论断，即从两性平等角度出发事宜和问题都是中立的

应该继续开展性别分析

把这一概念应用于实践时，清楚的政治意愿和对足够纳入主流资源的明确分配——如有必要还包括额外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在各个层次的决策制定中都要努力拓宽妇女的参与面。

主流化并非取代对目标具体、专门针对妇女的政策项目和具有积极意义的立法的需求；也不是废除对协调中心和妇女事务单位的需求。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引领了一股极端女权主义思潮。她们反对"女性特质"，敌视男人，攻击婚姻家庭制度，主张女人的"性自由"、性享乐，不做妻子和母亲，甚至倡导女同性爱。这些观念和主张，对女性带来了一系列实难性的后果。"社会性别"论，缺乏历史唯物观和辩证思锥，其二元论和两分法遭到各种置疑和批评。我国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走的是自已独特的道路。"社会性别"论的观点和主张，不符合我国文化与国情、社情，不能作为我国妇女解放的指南。我国绝大多数妇女迫求幸福婚姻与和谐家庭，同时她们又与男性同胞共同参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女性具有其生物特质和社会特质，她们孕育生命，作为母亲的角色，是男人无法替代的；她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已能够在社会经济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价值和优势。实际上，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大多数女性，既是优秀的职业妇女，又是家庭中的好妻子、好母亲。女性的独特性别特质，惠及家庭和社会，因而，也得到社会的肯定与酬答。女人一定要做女人,不做"女男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