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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让我们更健康吗——基于2010年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

来源：泰然健康网时间：2024年12月27日 21:56

原创柴向南定量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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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宁，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4(05)：116-130.

研究思路

教育健康回报是不平等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受教育程度是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维度，而社会经济地位又被称为影响个体健康的根本原因（Fundamental Causes），因此，中外大量研究将教育促进健康及其机制作为核心研究议题。城乡差异是我国教育回报研究中的一个特殊情境，需要有力的理论解释。资源替代理论认为，拥有较少资源的群体往往更依赖教育资源取得健康回报，因此教育的作用非常显著。然而，胡安宁在该研究中指出，相较于资源替代理论，资源强化理论实际上对于中国城乡教育质量差距这一现实更富有解释力，即教育资源对于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群体（城市居民）的回报高于处于资源劣势地位的群体（农村居民）。此外，由于城乡对高中阶段教育的投入差距小于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差距，且农村学生去城市就读高中的流动性较义务教育阶段大，所以需将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区分开来考虑。最后，该研究将从教育获得传导至健康结果的三个潜在中介因素纳入分析，包括：“个人习得的物质性人力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地位提升”、“非物质性人力资本”、“良好的生活习惯。”（p.121）

研究方法

该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关注对象为我国17岁及以上人群，最终样本量为农村1,535人、城市2,090人，共3,625人。因变量为对目前身体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从“很不健康”至“很健康”五类分别被赋分为1-5。个体教育水平被编码为三类：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此外，该研究用个人经济地位来衡量物质性人力资本的效果，具体指标为个人年收入水平；通过自我控制能力水平和生活目标感两个指标来测量非物质性人力资本；通过锻炼频率、抽烟频率来测量健康生活习惯。其它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居住省份等。

该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建模，并测量三个中介变量的效果。此外，作者采用广义倾向值加权的方法来处理教育和健康之间潜在的选择性误差，即通过多分类logit回归计算“每个个体针对每个处理变量水平的倾向值得分。”（p.122-123）结果显示，通过加权之后，包括父母教育年限、性别、年龄、民族在内的混淆变量不再显著影响个体受教育水平这一处理变量。这一处理通过敏感性检验，基本满足了非混淆性假定。

重要研究发现

第一，如表3所示，义务教育可以通过提供包括个体自控能力水平及生活目标感来提升城市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但义务教育对提升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没有起到理论上的效用。这无疑表明城乡教育回报差距在义务教育阶段十分明显。

第二，高中教育通过提升城市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来提升其健康水平，教育健康回报明显，且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这一回报更强。

此外，作者就两阶段教育的健康促进效果分别做了分析，以此来进一步解释以上两点发现。如表4所示，作者发现：教育健康回报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是不断累积的，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义务教育的健康回报很高，高中教育的边际效应则较之低很多。正因此，义务教育对于城市居民而非农村居民而言回报显著，而高中教育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则较之城市居民回报更高。城乡间义务教育差距主要体现在对非物质性人力资本的提升效果这一方面。

编者简评

该研究对于厘清教育健康回报及其城乡差异提供了重要经验论据。城市居民接受的义务教育可以通过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和生活目标感等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来提升其健康水平，而农村居民则没有享受到同等的健康回报效果。这一差距应归因于城乡义务教育并没有在质量上达到一体化。因此，全面、系统性地评价我国教育体系及其内容是题中之义。此外，高中教育可以同时提升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但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回报更加显著，且其内在机制既包括非物质性的人力资本，也包括收入这一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所以，对于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来说，接受更多、更高阶段的教育对于提升其健康水平而言无疑是必然之理。正如作者所言，该研究发现“反驳了‘新读书无用论’。”（p.130）

导读人 |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柴向南

原标题：《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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