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句话，把握中药处方剂量问题

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初涉中医领域的同仁们，在运用中草药治病时，似乎陷入了一种误区。他们似乎坚信，只有大剂量投药，才能确保药物发挥出强大的疗效，从而彻底根治疾病。在这种片面而执着的观念驱使下，他们往往会在处方中，无论药物是否真正需要大剂量，都习惯性地加大药物的剂量，甚至将某些药物的用量提升一倍、两倍，甚至更多。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往往事与愿违。一方面，药物的效果并非简单地与剂量成正比，过量投药不仅不能带来预期的治疗效果，反而可能破坏药物间的平衡与协同作用，导致药效降低甚至失效。另一方面，大剂量用药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药物资源，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药物在过量使用时，还可能产生不良反应，对病人的身体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因此，我们在应用中草药治病时，必须摒弃这种“大剂量即高效”的片面观念。我们应该根据病情、体质、药物特性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合理配伍，科学用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中草药的独特疗效，为患者带来真正的健康福祉。

中草药的剂量究竟怎样才算合适？确定药物剂量时应考虑哪些方面？下面谈谈个人的看法。

在古代，成方的用量因度量衡的变迁而显得扑朔迷离，虽难以精确至每一分毫，但据章太炎《古方权量考》所述，古代汉制一两，大约相当于现今三钱，这一换算为我们提供了追寻古人用药踪迹的线索。总体来看，古代药方的剂量并不庞大，多呈现出一种精细而节制的用药理念。

其中，矿石贝壳类质重的药物，因药效强烈，故用量相对较大。然而，对于大多数草药而言，其用量往往控制在五钱以内，甚至一些体积较大但质地轻盈的草药，其用量也常在一至三钱之间，有的更是仅有几分。这种用药的节制，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药物特性的深刻理解，也彰显了他们对药物配伍与剂量掌控的精湛技艺。

在古时，许多著名的古方如四君、四物、平胃、藿香正气等，医者常将全方药材研成粗末或细末，每次仅用二、三钱作为一剂煎服。这种用法在近代医家中也颇为常见，即便是重用石膏等矿石类药物，也大多控制在四两至半斤的范围内。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用药时，还常常采用轻量散剂煎服和隔日一剂，甚至一周一剂的服法。这种用法在内科病例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药物作用时间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对患者体质与病情变化的细致观察。

我在临床实践中，也深受古人用药理念的启发。对于某些慢性疾病，我有时会采用每日用丸剂的方式，让患者开水冲泡代饮，常能收获良好的疗效。而在治疗急性胆道蛔虫症剧痛时，我曾用单味乌梅安蛔丸，开水冲泡后，头、二汁中各调入白蜜温服，结果患者的剧痛迅速得到缓解。这些成功的案例让我更加坚信，在用药过程中，精确掌控剂量、灵活运用药物配伍，是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

此外，我还经常遇到一些曾经用重剂量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在这些情况下，我尝试改用轻剂量药物拨动胃气，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这种轻量拨动、以柔克刚的用药策略，正是古人用药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当代医者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医治病之道，核心在于扶正与祛邪。这两者，犹如阴阳调和，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人体的健康。药物作为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其性能各异，有的能补偏救弊，有的能鼓舞正气，有的能驱除病邪。通过这些药物的巧妙搭配和运用，中医能够调节人体各脏腑之间的平衡，使人体恢复正常生理功能。

在治病过程中，中医讲究因人、因病、因时、因地、因习惯而治。也就是说，治疗法则的制定和药物的选用，必须全面考虑疾病的病因、性质、轻重，以及病人的体质、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同时还要结合气候、地区乃至饮食习惯等因素。这其中，疾病的性质和轻重更是投药时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要素。

我父魏长春老中医曾言：“急性病、危重病，处方药味宜少，药量宜重；慢性病、复杂病，处方药味宜多，药量宜轻。”此言深刻揭示了中医用药的精髓。急性病、危重病多属急救之症，所用药物非开闭即固脱，疗法单纯而专一，故宜药味少而量重，以求迅速起效。而慢性病、复杂病则多因胃气衰弱，若药味多而量重，不仅难以消化吸收，反而可能损伤胃气，削弱抗病能力，导致病情恶化。

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用药分量的重要性。如医界前辈范文虎所言：“用药分量，应重则重，应轻则轻。”若应用大剂量药物时仅使用小剂量，可能因药力不够而无法发挥应有疗效，甚至贻误病情；反之，若应用小剂量药物时却使用大剂量，则可能因药量过重而损伤人体正气，给治疗带来不利后果。因此，在用药时，我们必须根据病情和个体差异，精确掌握用药分量，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中草药的药性虽以平和为主，鲜少剧毒之物，但切不可因此而轻视其潜在的风险。药物剂量的把握尤为关键，即便是那些看似无害的草药，一旦过量使用，也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以木通为例，这味药材本身并无毒性，但如若服用剂量超出安全范围，便有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严重后果。再如茺蔚子，适量使用对身体有益，但一旦过量，便可能引发全身乏力、酸麻疼痛，甚至出汗虚脱等不良反应。

对于本身就带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其剂量的把控更是马虎不得。一旦过量，中毒的风险便会急剧上升，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时，必须严格遵循剂量要求，绝不可掉以轻心。

事实上，对于药物剂量的把控，古代医家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神农本草经》中，便明确指出了使用毒药治病时的剂量原则，即从小剂量开始，根据病情逐渐调整，以病去为度。而在《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也强调了根据药物毒性的大小来确定治疗时的剂量，同时强调了饮食调养在疾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古人的智慧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处方用药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在使用中草药时，必须严格掌握剂量，避免过量使用导致的不良反应和中毒风险。同时，也要注重饮食调养，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来促进疾病的康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中草药的疗效，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元代医学巨匠李东垣在其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脾胃与元气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指出：“遍览众篇并相互参证，可知元气的充盈，实乃源于脾胃之气未被损伤，方能持续滋养元气。倘若胃气原本薄弱，饮食又过度，则脾胃之气必受损，进而元气也无法充实，诸般疾病便由此而生。”这段话的精髓在于揭示了脾胃强健与元气旺盛的紧密联系，以及脾胃受损与元气不足、疾病滋生的内在逻辑。

脾胃作为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元气的充盈与否。元气，即人体之根本，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能量。一旦脾胃受损，元气便无法得到有效滋养，从而导致机体各项功能衰退，各种疾病也就随之而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脾胃损伤往往与饮食不节密切相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如暴饮暴食、偏食挑食等，都会对脾胃造成损伤。此外，患病后不当的用药也会加重脾胃负担，影响消化道的正常功能。如《蒲辅周医案》中所言：“因病属脾胃失调消化力弱，若药量过大、过急，则难胜其任。”因此，在投药时必须充分考虑病人胃气的盛衰，根据病情和体质调整用药剂量，以免损伤脾胃，影响疗效。

综上所述，李东垣和蒲辅周的医学思想都强调了脾胃在人体健康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用药时需顾及脾胃功能的必要性。这对我们现代医学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提醒我们在治疗疾病时不仅要关注病症本身，更要注重调理脾胃，以维护元气的充盈和机体的健康。

处方用药之道，实为博大精深的学问。在方剂组成中，主辅佐使的配伍关系，如同乐曲中的主旋律与和声，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和谐的整体。在处方用药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各味药物的性质与功效，更要精细地调配它们的剂量与比例，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以古方为例，同样是大黄、厚朴、枳实三味药物，却因主辅佐使关系的不同，形成了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三张不同的方剂。小承气汤重用大黄，轻用枳实与厚朴，旨在泻热通便，适用于热结便秘之症；而厚朴三物汤则以厚朴为主，大黄与枳实为辅，意在消除胀满，主治气滞腹部胀满之疾；至于厚朴大黄汤，则重用厚朴与大黄，枳实为辅，用以开胸泄饮，治疗水饮停于胸胁、咳引作痛的支饮之症。

再如《金匮要略》中的枳术汤与《脾胃论》中的枳术丸，虽同为枳实、白术所组成，但前者枳实用量大于白术，寓补于消，重在消积导滞；后者白术用量重于枳实，寓消于补，旨在健脾和中。由此可见，方剂中各药物剂量的细微调整，便能引起主治病证和效用的显著变化。

时代变迁，科学发展，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发扬前人总结的用药原则和规律。通过广泛的临床实践，深入研究各味中草药的性能与功效，精准掌握其主辅佐使的配伍关系，以提高药物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勇于创新，创造出新的方药剂型，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中医药学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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